那时我在小镇读小学四年级 ，班主任是落户在镇上的上海女知青，教我们数学 ，四十岁不到 。她脾气不太好，经常骂学生 ，骂得不解气的时候，便举起手掌或教鞭劈头盖脸一顿打。班上的小孩，都吃过她的“生活” ，谁都会说两句上海话：“侬哪能噶憨额啦！”“侬只黄鱼脑子！”
彼时，在小镇家长的意识中，把孩子交给学校 ，就是听凭老师处置的。小孩子嘛，不打不成器 。家长们甚至觉得 ，老师骂得越凶 、打得越狠 ，越是说明负责任 。
好几次 ，我看见戴着安全帽的男人 、小腿沾着泥巴的女人，恭恭敬敬地立在教师办公室门口，说：“老师，我家小畜生不争气 ，随便打，不要紧 。”
有一天，班上的教鞭坏了，几乎折成两截 。班主任问 ：“谁家里有竹子，可不可以帮老师做一根新教鞭？”一只小手怯生生地举起来 ：“老师 ，我可以。”
举手的是我隔壁桌的晓玲。晓玲小小的个子，两根细细的黄辫子 ，一副营养不良的模样 。她的脑子似乎对于解方程之类的问题不太好使，考试成绩总排在后几名，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
第二天清早 ，讲台上放了一根教鞭——拇指粗细 ，圆润均匀，竹节被细心磨过 ，一端钻了孔 ，挂了一条彩色穗子 ，穗子是晓玲自己编的。晓玲骄傲地说 ，她寻遍爷爷家的竹林 ，好不容易才选定这根 。新锯下的竹子得在火上烘烤脱水 ，才能坚固耐用。
班主任夸奖了晓玲 ，赞扬她的心灵手巧和集体主义精神。晓玲低下头，两只手绞在一起 ，似乎憋着笑。印象中 ，这是她第一次当众受表扬 。
下午的数学课上，风云突变 ，晓玲连着答错了好几个问题，班主任杀气腾腾地冲到她身边 ，扬起教鞭 ，“啪”的一声 ，重重地打在她的头上 。我听到有人哧哧地笑——那教鞭，是晓玲亲手做的。
“侬哪能噶憨额啦 ！”
我们哄笑起来 。我那时学习成绩还算不错 ，由于坚信教鞭暂时不会落到自己头上 ，因此笑得肆无忌惮 。晓玲涨红了脸 ，强忍着泪 ，一声不吭 。下课了 ，她趴在课桌上，一直到放学都没抬起头来。
第二天晓玲没来上课，第三天也没来。第四天下午，随着一声男人的怒喝，晓玲被她的父亲拖到了教师办公室 。我们依稀听到几句“叫你逃课”“小小年纪不学好”的怒吼 ，还夹着晓玲低低的哭声 。
晓玲抱着书包回到自己的座位 ，满面泪痕 。
从此 ，晓玲成了大家的笑料，没人愿意跟她玩 。好像谁都可以欺负她 ，揪她的辫子或者丢她的铅笔盒 ，而她似乎也无力反抗。开始她还常常哭泣，到后来 ，渐渐没了眼泪 。
孩子的世界是等级森严的 ，孩子的心是天真而残忍的——我们往往通过打压 、欺负别人，来证明自己的地位 ，换得一些莫名的优越感。
勉强读到初二 ，晓玲就退学了 。她父亲把她领回了家。后来，我听说她进了工厂 ，早早结了婚，再以后 ，就没了她的消息 。
我常常会想起她，想起她憋住的笑 、忍住的泪 ，沉默倔强的身影 ，还有离开校园那天的回头一瞥 。
我无意责怪我的班主任，她是一位非常尽职的老师 。我们班的数学成绩年年全校第一，她还用微薄的薪水 ，接济几个交不起学费的孩子 。同学们常说 ，她对待学生时而春天般温暖，时而寒冬般冷酷无情。有一次 ，考试的作文题目是“像妈妈一样” ，我们班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写了她——属于我们那个时代的 、严厉暴躁的妈妈。
又过了很多年，我听说她被投诉了，被家长告到教育局 。她因此失去了教课的资格，被安排去图书馆 ，后来又被打发去食堂。
有一次回小镇 ，我在小巷子里遇见她，五十几岁便满头白发 ，步履蹒跚 。毋庸置疑，她是爱学生的 ，用她的方式——爱有多深 ，恨就有多深。
可是对一个孩子而言 ，童年只有一次 。伤害就是伤害，无论是以爱的名义 ，以恨的名义 ，还是以因爱生恨的名义 。
（止 泊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名字和名字刻在一起》一书 ，王 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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