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CGPAY钱包-安全支付工具

　　怎么也没想到，我接诊的第一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是警车开道送来的。

　　那是2020年1月15日

，在隔离病区待命多时的我接到电话：一个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要转到我们病区来
。放下电话

，我叮嘱值班的护士做好准备
，然后自己穿好防护服到防护楼门口等待

。

　　远处
，红蓝灯在路的尽头闪烁
，我突然意识到
，这是警车在开道
。警车在距离防护楼门口10米远的地方停下了，后面的救护车继续朝前开，到防护楼门口才停下
，救护车的门一打开，病人下了救护车——自己走下来的。

　　我的第一感觉是他不像一个病人。他拿着一个背包
，自己走下车
，像是在回家路上突然被叫醒
，却发现自己到了一个并不认识的地方。资料上写着他姓万
，比我大一点，我就喊他“老万”

。

　　老万是我们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省级定点医院隔离病区建成以来
，收治的第一个确诊患者。

　　做完交接
，我对老万说
：“您跟我走吧。”老万没说什么，只摆一摆手
，算是跟我打了招呼
。老万跟着我进了防护楼
。后来我才意识到，那是老万漫长的治疗期前，最后一次看到外面的天空，吹到外面的風了
。

　　隔离病区在2楼
，电梯从1楼到2楼只要几秒钟，我却觉得时间漫长
。电梯里只有我和老万两个人
，我们都没有说话

。我特意看了看老万的眼睛
，那双眼睛很空洞
，里面不知道是恐惧还是不知所措
。

　　其实我想跟他说两句话

，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他知道自己被确诊了，我也知道;他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我也明白
。他没有看我
，可能他对这几天围绕在自己身边这副装扮的人已经习惯了
。他只是木讷地看着电梯上升的数字从1变到2。门开了，他在等我先出去
。

　　进到隔离病房，关上安全门
，我需要给老万做一些基础的检查。我一边测体温，一边趁机和老万说话：“你感觉怎么样？”

　　老万抬起头
，明显错愕了一下
，甚至有点惊慌，定定地看着我


，开口说了第一句话：“你不怕我吗

？”

　　我指了指防护服，说
：“我穿着这些还怕你吗

？倒是你
，你看到我这样，不害怕吗

？”

　　老万挂着口罩的耳朵动了动
，也许是挤出了一个笑

：“我很感谢您
，被确诊以来
，您是跟我说话离得最近的一个人。”

　　我愣了一下。

　　因为得病
，老万没法跟别人接触
，别人也不敢跟他接触
，这是非常真实且无法逃避的“被隔离”
、被关进笼子的感觉
。忽然从一个正常人变成因疫情而被追踪的确诊病人
，这个角色转变来得太快了——忽然被隔离在一个小屋子里，不能走出去半步
，谁都见不到;没有缓冲，没有过渡

，确诊后就立刻被隔离
，心里其实很难一下接受
。

　　我拍拍他的肩膀

，说：“老万
，你不用担心，来到这里咱就是朋友了。”

　　其实说这话的时候
，我也心虚。在这样一个大阵仗
、大环境下
，没有经验，不知道该怎么办，人不害怕是不可能的


。但从接到老万的那一刻起

，我就没有把他当成病人，而是想和他做朋友
。这是我有意为之的
。

　　病区筹建的时候
，我曾站在隔离病房的那扇窗户外面无数次设想过
：如果我得了这个病，会是什么状态

？我会有什么心情
？我需要什么

？

　　一个可以说话的朋友
，或许就是在这样的时刻最能给我安慰的

。

　　因为穿着防护服

，彼此很难认出对方

，医护人员会在各自的防护服上做标记。我在胸口左边写了自己的名字

，又画上一颗红色的爱心，右边写了一句对老万说的话：“别怕，我跟你在一起

。”

　　我们请几个专家会诊了老万的病情

，为他制订了适合的治疗方案
。我密切关注着老万的各项生理生化指标和化验结果
，除此之外
，还每天固定两次

，进病房和老万“话聊”
。

　　对于这个疾病的进展，目前谁也不知道明确的阶段或者说周期，但是病人的心理状态每分每秒都在变化，随着隔离时间的延长
，一天一天，恐惧、焦虑都会加重。

　　疫情防控中最容易被忽视的，就是像老万这样的确诊患者的心理问题
。他们的压力主要来自对家人的愧疚——一人确诊
，全家都要被隔离
。而且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见不到家人，我们就是他们每天能够见到的唯一对象。

　　每次跟老万聊天

，我都会格外留意老万的反应
，从他的反应判断他的状态。我需要的并不是他听我的，或是信我的

，我需要他参与进来。其实
，感染性疾病的康复主要得靠病人自身的免疫系统，用药只是抑制病毒的繁殖


，并不能将其杀灭。所以说人很重要
，病人自己很重要。而对这些被隔离的人来说

，最重要的莫过于“希望”
。

　　有一天，我发现老万特别烦躁
，一见到我就像抓到了救命稻草
，着急地说：“您能帮我个忙吗

？”我赶紧问怎么了。他说自己带着老婆、孩子去见过父亲。“现在我被确诊了，我父亲也被强制隔离了
，我父亲80多岁的人了
，生活不能自理
，脾气又倔，我这实在是没办法了……”老万听说父亲一直抗拒隔离，特别不配合

，因此非常担心
。“您能帮我协调一下吗
？让我老婆跟我父亲在一块儿隔离
，这样也能照应一下
，或者让他在家隔离
。”

　　这对我来说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因为牵涉到两家医院
，我也不能去干涉隔离政策


，但是作为老万的朋友
，我知道这件事对他来说有多重要
。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打电话给疾控中心，说明了情况
。疾控中心很重视老万的情况
，答应尽量协调。第二天，老万的家人就过去照顾老万的父亲了。当天下午
，老万父亲的咽拭子核酸检测显示阴性
，获准居家隔离

。

　　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老万，老万的脸被口罩遮盖，但露在外面的那双眼睛热切地看着我，眼圈渐渐红了。老万没说话

，却主动握了握我的手。我正在用我的方式支撑老万参与到自己身体的这场“保卫战”中
。

　　老万是家里的老三
，他自己在武汉
，两个哥哥都在我们这座城市

。大年初一，老万的哥哥来给老万送饺子

。他哥哥一见到我就拉住我给我拜年：“您辛苦了
。我弟打电话都说了
，我知道您很勇敢
，但是您要保护好自己
。今天是大年初一

，我给您拜个年吧
。”说完给我深深鞠了一躬。

　　那一刻


，我真的差点绷不住

。我突然意识到

，我们和病人之间其实是互相支撑的。

　　我一直把自己想象成战士，在战场上坚决不能退缩
，不能有任何思想波动。但其实我也清楚，自己就是个穿着白大褂的普通人

。从1月15日开始一直到现在，不分昼夜、不知阴晴、连续不断地工作
，听见老万哥哥那句话的时候
，我

，特别想家


，想给家里打个电话
。

　　我想告诉老万
，也告诉那一晚的自己：别怕，有很多人跟我们在一起。

　　（星 昂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呼吸在一米之外》一书
，本刊节选


，李 晨图）